魏 瀚
四月五日，清明節的第二天，多日陰雨寒冷的台北，太陽終於露了臉，我由復興南路穿過台大校園去公館，椰林大道兩旁的杜鵑多已凋謝，但是燦爛陽光下的綠葉花樹仍顯得春意盎然，令人心清氣爽，但是想到大哥已無法享受這溫暖的陽光，不禁悲從中來；看到一群群男女學生漫步在校園，而大哥再也無緣在課堂裡教育莘莘學子了，內心十分惆悵。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太能接受我的大哥魏鏞已離我們而去的事實，他那高大的身軀，略顯嚴肅的面容，鏗鏘有力的聲音，都彷彿就在眼前，怎麼也令人難以相信他已離開人間。
大哥與我們永訣，我內心的悲痛，超過父母親去世時的感受，父親八十五歲時辭世，母親享壽八十八歲，兩位老人家晚年時身體健康逐漸走下坡，眼看他們一天天的衰老，對人生必然的結局，我們做兒女的心理上已有準備。但是，大哥卻是病得突然，走得太快，我幾乎承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
健康檢查仍有盲點
大哥的身體一向很好，甚少生病，沒想到健康一出狀況就非常嚴重。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到榮總作例行健康檢查時，發現肝上有陰影，醫生幾乎立即判斷是惡性腫瘤，由於相當分散，因此懷疑癌細胞並非原生，可能是從其他部位轉移過來，再經過全身檢查，才發現病灶是大腸癌，而癌細胞已擴散到肝臟。
這個消息，對大哥和我們親人來說，有如晴天霹靂，因為大哥非常注意身體保健，二十多年來，每年都固定作健康檢查，但是沒想到現代醫藥這麼發達，醫事檢驗卻有盲點，他每年到榮總做健檢，在「照大腸鏡」這個項目上，都按照一般習慣只觀察到六十公分左右，而大哥的腫瘤是長在大腸底部約一百公分的地方，因此未能及早發現、及時治療，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當時榮總和台大的醫生依病情判斷，都對大哥直言，癌細胞已經擴散，已屬末期癌症，面對這樣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大哥卻表現得異常冷靜，他對家人表示，他一定要和病痛抗爭到底。接下來是一段和頑疾艱苦奮戰的過程，先是開刀切除大腸腫瘤，然後是幾個階段的化療，又做了肝臟血管栓塞，由於大哥身體底子好，因此一般人做化療的掉髮、嘔吐等後遺症，在他身上反應都十分輕微，因此這段期間，他不但照常到學校任教，在報刊上寫文章，上電視評論節目，還在醫生的同意下，數度前往美國及歐洲，出席學術會議或發表專題演講，他那股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堅強的生命力，連他的主治醫師──台大的鄭安理教授，都十分驚訝和佩服。
直到去年十一月間，距離他發現病情已將近一年，大哥的體力和健康狀況都明顯衰退，十一月中旬我去探望時，他拿出一幅用毛筆書寫的遺言給我看，開頭的四句就是：「生何碌碌，死何寂寂，仗義守志，無懼無疑……」我看了馬上安慰他要堅強樂觀，不要灰心，他表現得十分坦然，馬上轉移了話題，我的眼淚卻忍不住在眼眶裡打轉。
大哥屬鼠，子時出生，小時候，父親的同鄉摯友，在命理界相當有名的前國大代表季雲凌(百年)先生，為我們三兄弟批八字算命，他開玩笑地向家父說：「鏞姪是午夜時分出生的老鼠，必須勤於覓食，將來恐怕是個勞碌命。」
大哥果然是一生勞碌，從讀書、留學、教書、從政，一路走來，幾乎沒有享受過悠閒的日子，他生成這個勞碌命，一則是環境，一則是個性。我們全家剛來台灣時，父親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中級幹部，五口之家的生活都要依靠他那份微薄的薪水，家境十分清苦。大哥那時候板橋初中畢業，剛考進建國高中，他開始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幫忙改善家中的經濟，那就是以優異的成績到處申請獎學金，以多出應繳學費好幾倍的錢來貼補家用，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
勤奮好學做事認真
要爭取獎學金就必須用功讀書，這一點對大哥來說，似乎是件不太困難的事。他從小就勤奮好學，喜歡看書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不管是教科書還是文藝小說，
抓到一本書就不肯放，父親常以帶點誇耀的口吻向親友說：「鏞鏞是個讀書的兒子，就是有點書獃子氣。」
其實，大哥在學校裡，除了功課名列前茅外，圖畫、書法、演講、作文等比賽也經常得獎，同時在課外活動中也非常活躍，曾當選政大學生代聯會主席，亦曾膺選傑出學生代表，赴日本出席國際學生會議。運動方面他喜歡游泳和健身，唸高中時，有一段時間非常著迷於自力健身，練得十分勤快，沒事就喜歡向家人炫耀他的雙頭肌和肚子上的腹肌。
負笈美國時，除了一張飛機票外，身無長物，保證金是向三個同學和朋友借來的，學校給的獎學金不足於支付學費和生活費，因此大哥特別提早一個半月到達舊金山，先到中國餐館打工籌措生活費，還不忘記寄些錢回台灣。
從打工的留學生到拿到博士學位後當教授，他從未中斷寄錢回家，這在那個年代似乎是件很普通的事，但他回國服務後，和家人談起留美生活，提到有時打完工回到宿舍，已經疲憊不堪，還要振作精神熬夜讀書，那種辛苦聽起來總是令人鼻酸的。
除了環境因素外，在個性方面，他做事一絲不苟，凡事求好，同時責任感特別重，除了把自己弄得很累不說，跟他做事的人都喊吃不消。他當年應邀自美回國服務時，在美國任工程師的二哥向他說：「你回國到政府做事，不就把學術研究放棄了嗎﹖」大哥說，無論行政工作多忙，他絕對不會放棄學術研究，後來他果然做到了這一點。
從行政院研考會，到革命實踐研究院，乃至於當立委，無論公務或雜事多忙，他仍然勤於治學，除了在大學兼課外，還經常在國際性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或參加學術會議，提出專題報告。有人說「書生從政」是一條不歸路，但是大哥以事實證明書生從政仍可兼顧學術，只是這樣苦了他自己，這麼多年來，他是蠟燭兩頭燒，白天忙於公務，晚上還經常熬夜看書寫論文，長期睡眠不足，體力不斷透支，健康也無形中受到了戕害。
堅持立場是非分明
「仗義守志，無懼無疑」這兩句話是大哥一生的寫照。是非分明，堅持立場，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嫉惡如仇、不畏權勢、正義凜然、勇往直前，這些形容詞用在他身上當不為過，在他的字典裡，是沒有妥協這兩個字的，這種剛正耿直的個性，固然樹立了他為人處事的風格，但也為他帶來了不少困擾和負面影響。
國內政界和學術界對大哥的確有不同的評價，欣賞他的人，認為他學問好，講原則，具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不隨波逐流；對他有意見的人，認為他恃才傲物，不識時務，甚至不通人情世故。作為他的弟弟，持平而論，大哥為人正直，堅持理念，治學勤奮，我從內心裡對他十分敬重；但是大哥的學者習性，脾氣的固執倔強，有時候的確讓人難以適應。
舉個親身體驗的例子，在大哥尚未回國服務時，我已在新聞界工作多年，他回來在政府任職，當然就要和媒體接觸，我也自然成為他和媒體互動的一條管道，那個時期最讓我為難的，不是他的新聞見不了報，而是他動不動就要求報紙更正，只要是有關他自己或是他任職機關的新聞，不論是記者不小心的筆誤，或是引述他的話不完整，他馬上就會去函那家報社要求更正，新聞界的朋友常向我抱怨：「你老哥實在是太小題大作了，沒什麼了不起的事，幹嘛要求更正呢﹖」
我向大哥說明，要求更正在台灣報界是一件很嚴重的事，通常是有人受到媒體的惡意誣衊、中傷，或是人名、數據有重大錯誤，才會採取這種行動，大哥對我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他說在美國社會，報紙上的報導不正確，就是很嚴重的事，
當事人一定會要求更正的，如果不去處理，就是「鄉愿」。他當時還講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我知道國內的人對這種事都是能忍則忍，台灣的新聞界就是這樣被寵壞了﹗」我聽了只好苦笑搖頭，他這樣說，連我也罵進去了。
從政之路屢經起伏
其實當年媒體對他是很捧場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行政院長蔣經國從美國延攬回國的「青年才俊」，同時他在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後，有很多作為的確讓人耳目一新，引起各方注意，媒體和政界普遍認為魏鏞把一向被認為是冷衙門的「行政院研考會」給炒熱了。後來他無論在黨政單位或是國會，乃至回到學術界，他在媒體的見報率或是曝光度仍然是相當高的，但是他那種倔強的脾氣和不懂得做公關工作，也得罪了不少媒體人，後來他從政之路不順遂，或是受到某方面的打壓時，新聞界有些人就藉機修理他，發洩過去對他的不滿。
大哥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他的學術成就與從政表現，他的治學生涯一直不斷往前推進，但是從政之路卻是屢經起伏，幾度鋒芒畢露，亦常波濤洶湧。
他於民國六十四年自美返國，初任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旋即發表為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在主持研考會的十二年當中，是他從政生涯中最風光的時期，他確立行政機關的管考制度，推動行政作業電腦化，執行為民服務工作，績效相當卓著，但是大哥為了徹底達成任務，遭遇很多阻力，更承受了來自各方的壓力。
單是建立行政機關的管考制度這一點，他就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對於管考作業的審核查察，他的要求是追根究柢，一絲不苟，讓過去虛應故事的承辦人員很不習慣，在追蹤考核各機關的施政進度與計畫執行成效時，完全按規章行事，絕不徇私，很多機關的施政進度落後，計畫執行不徹底，研考會在行政院院會中提報告，或是在書面文件上，都是據實公布，讓不少部會首長和省市長面子上掛不住，對魏主委的鐵面無私，不講人情，少數人表面上雖未表不滿，私下卻不免心生怨恨。
記得有一年（約民國七十年初），有一家規模很大、歷史悠久的國營事業由經濟部送呈行政院的考成是乙等，當時的國營事業考成，經過自評、初核、複核三個階段，送到行政院複核時，仍須通過經建會、人事局、主計處、秘書處和研考會的彙整考評，最後由研考會送呈院長批定。在彙整討論時，與會單位認為該國營事業虧損嚴重，業績不彰，達不到考成乙等的標準，因此建議考成改為丙等。
大哥依據綜合結論，最後上簽這份公文時十分慎重，因為國營事業的考成牽涉到該單位員工的績效獎金，考丙等的話，員工的績效獎金就會大幅縮水，但是大哥仔細審核該單位的業績後，尊重了行政院各單位和研考會內部同仁的專業評量，毅然扛下責任，將那家國營事業該年的考績改打丙等，這在過去是很少有的事。
這項決定果然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是一位作風強悍、大老級的前輩擔任經濟部長，他不但向行政院提出抗議，還當面向魏主委嚴厲質問，大發雷霆，但是大哥仍不為所動，硬是維持了考成丙等的決定，若干年後，這家國營事業因經營不善，在民營化後已形同解體。
提多體系國家概念
在我國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後，國家的外交處境十分艱難，由於大哥對「分裂國家」的研究，頗受國際間重視，因此在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的充分理解下，他利用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提出「多體系國家」和「雙重承認」的主張，希望能為我國外交走出一條路來，尤其是在很多國際性組織中，能藉以保留會籍或進而爭取會籍，這種原創性的思想理論與政策模式，引起國內外極大的反應和討論，甚至彼岸的注意，但是卻在立法院受到一些老立委的強烈質疑，認為「漢賊不兩立」，如果我們主張「多體系國家」，豈不是承認中共偽政權是一個合法政體﹖而那個年代的政治氣氛，是不容許大哥多所辯解的，他只好默默承受了來自各方面的指責與壓力，但是後來雖經內閣改組，閣揆易人，大哥仍受器重與留任，足見最高當局仍是支持他的。
而事實上，從政府的檔案文件中了解，當時行政院高層基本上是同意「多體系國家」概念的，並曾經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開會認真研討。後來「國統綱領」制訂時，在「一個中國」概念中，正式主張兩個「政治實體」的共存。而行政院陸委會在「海峽兩岸關係白皮書」中，也明載：「一個中國是一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中國，在此觀念下，兩個政治實體相互不視對方為外國而共存，然而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卻是屬於完全的國際法人身分。」這種官方的表述，完全和大哥當初提出的「多體系國家」的概念及主張相同，甚至連文字也沒有更動。
被貼上非主流標籤
大哥政治生涯的轉捩點是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的中風退隱，乃至蔣經國總統的逝世。政治是現實的，失去了欣賞與器重他的長官背後支持，大哥政治光芒立即黯淡了不少，經國先生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間去世，當年七月大哥研考會主委的職務被撤換，隔了一段時間，才被安排接掌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
大哥的從政背景十分單純，也無政治色彩，但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中旬，國民黨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臨時中全會，推選第八任總統候選人，發生了所謂「二月政爭」事件，當時在黨內總統候選人產生方式上，與會人士分成「起立」與「票選」兩派意見。大哥認為，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國民黨怎麼可以還用「起立一致擁戴」的方式來推舉總統候選人，因此發言主張以票選產生，從此，他就被人貼上了「非主流」的標籤，後來甚至被形容成是「反李」的大將，政壇中的傳言以及媒體的渲染，造成很多人都有一種印象：「魏鏞是反李登輝的」或是「魏鏞很早就反李」（關於「二月政爭」事件，三月份的傳記文學，滕傑先生已有大作詳敘，文中也提到家兄，此處不再贅述）。
我和大哥聊天時，多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年他主張票選，完全是站在黨內民主的角度來看問題，並無「反誰」、「擁誰」的想法，同時所謂「主流」與「非主流」的說法，在定義上就有問題，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如硬要以二分法來劃界限，認為擁護李登輝的就是主流，反對李登輝的就是非主流，這完全是威權時代的想法，不符合民主的潮流。
聽了大哥這席話，以今日事實發展來印證，有些「人」與「事」的確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今天李登輝脫黨，公開發表反對國民黨言論，誓言要消滅外來政權的殘餘勢力，回顧他當年擔任國民黨主席與國家元首時，不少人圍繞在身旁，以黨主席死忠的「禁衛軍」自居，全力打擊非主流人士，如今這些人回首當年所作所為，不知心裡作何感想﹖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各人在歷史上自有其定位的。
談到「反李」的問題，大哥對我說，他對李登輝本人並無成見，但是對李先生掌權以後專斷的行事風格，尤其在國家認同與基本立場方面，他的確是很有意見的。但基本態度上，他是對事不對人，就以他主張票選總統候選人那件事來說，當時他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是黨主席的直屬部下，如果他以宦途為重，或是明哲保身的話，就算不「擁李」，也大可以沉默以對，不必上台「勇敢」發言(滕傑先生用語)，但是他是講原則的，為了黨內民主與促進國民黨走向現代化，他義無反顧。
眾皆諾諾一士諤諤
後來，從離開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始，無論是在立法院，乃至學術界，他受到一連串無情的排擠、打壓和抹黑，但是在一些基本立場和原則上，他從不改其志。很多朋友都勸他不必和當局作對，但是他就是一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勸都勸不動。在很多國民黨的重要會議中，只要是找到機會，他一定會發言對黨內民主、紀律與制度和當局的國家認同問題提出質疑，有時候一些擁李的人士噓他下台，他仍然從容以對，一秉眾皆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的堅持。
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大哥「反李」多年，等到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很多人開始在報章或電視上批李，甚至包括那些以前擁李的人也夸夸其談，大言不慚，反而未見大哥在言談或文章中有所評論，很多電視台和報紙邀他談話或寫文章，他都婉拒了。我以此事問他，他輕描淡寫地說：「該說的我早已說過了，如今不過是原形畢露，真相大白而已，證明過去我並非無的放矢，而這位先生現在已不值得我去批評了。」
民國七十九年，大哥離開了黨務工作，回歸學術界，應聘到交通大學擔任專任教授兼共同科主任。八十年二月，在學術界、企業界、政界朋友的贊助下，大哥成立了「前瞻文教基金會」，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從事公共政策及國際關係方面的研究與合作，這個基金會的運作是相當成功的，也建立了口碑和聲譽。
參選立委是大哥生涯規劃的一大轉折，從政府官員到黨務工作，乃至回到學術界從事教學研究，這些經歷都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從未料到他會想當民意代表。民國八十一年，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他決定要選立委，我嚇了一跳，我第一反應的是要勸他打消這個念頭，但是我知道他的個性，心意已決的事是很難改變的，我問他的第一句話是：「選立委要花不少錢，你有這個經濟能力嗎﹖」大哥笑著說：「我要打一場不同的選戰，靠形象，不靠鈔票。」
他說，他計畫要在台北市南區選立委，這個地區主要的票源是大安、文山兩個區，而這裡的選民水準和素質是台北市最高的，他認為如果在外縣市甚至在台北市北區參選，他都沒有機會，只有在台北市南區，以他完整的學經歷和本身的知名度，應該可以憑形象來爭取選票。同時他也強調在他的學術研究領域中，本來就包括政黨政治和選民行為，他過去就發表過很多這方面的論文，也作過不少選民行為的分析與調查，他認為他對選舉是不陌生的。聽了大哥這番話，我忍不住澆他冷水說：「理論歸理論，現實是現實，等你真正參選以後，就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參選立委勤跑基層
我當時反對大哥參選立委，一方面是知道他經濟能力不夠，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他的個性不適合做民意代表，就連當個候選人也是怎麼看都不像，試想一個坐慣辦公室看公文和站講台教課的人，性格內向拘謹，待人處事也不夠圓熟周到，再加上他本來就有點心高氣傲的學者脾氣，實在難以想像他身上披著彩帶，走在大街小巷向人打躬作揖拉票。
就連大哥的家人和朋友也對大哥要參選立委持保守態度，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對我說：「魏鏞形象是不錯的，但是我看他很難拉下身段，走入群眾。」
這一點我們都看錯了，大哥後來參選立委，勤跑選區，到處拜票，不停握手，逢人問好，雖然拱手的姿式始終不太自然，選舉語言也講得不很順口，台語更是不夠輪轉，但是態度是誠懇的，雙腳是勤快的，政見是有內容的，儘管在海報、旗幟、文宣冊子、助選人員和競選車輛方面，和別的候選人差了一大截，但是也許真像他所強調的，他選立委是靠形象，不是靠鈔票。同時沒想到當他宣布參選立委後，居然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熱心支持，不少人捐款，有些人自動跑來幫忙助選，還有選區內的地方人士，包括一些鄰里長，過去和大哥並無一面之緣，卻也大力替大哥跑票、拉票，盛情真是感人，結果大哥第一次參選立委，就高票當選，讓不少人跌破眼鏡。
八十二年起，大哥擔任立委，是他從政生涯的另一個高潮，到立法院後，大哥很快就進入情況，他了解政府內政外交情況，又具有國際觀，因此任何有關國政大計或民生問題，他每每能迅速掌握重點，提出質詢，他的問政風格十分犀利，由於擔任過政府官員和黨務工作，知道政府機關的運作方式和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各部會首長在答覆魏委員質詢時，都不敢實問虛答，掉以輕心。
在立委任期內，他曾擔任過外交及僑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而且數度率團赴歐美及東南亞國家訪問，做了不少國民外交工作。這個時期，他的知名度甚至比擔任黨政工作時更高，只要他提出比較敏感性的質詢或是有重大新聞事件發生，他馬上就成為媒體爭相訪問與報導的對象，而他立法院的表現，也獲得社運團體、國會觀察基金會、澄社和國會記者評為最傑出的立委之一。
鋒芒畢露難免招忌
大哥初任立委即鋒芒畢露，自然是十分招忌的，有的官員不滿他質詢時的咄咄逼人；同一選區的國民黨立委認為他搶了別人的鋒頭；而他對外交問題、國家定位和兩岸政策等立場的堅持，也令當局十分不悅，甚至感覺芒刺在背。
和其他立委比起來，大哥的行事風格也是別樹一幟，他不和利益團體接觸，婉拒參與其他立委的檯面下的運作，甚至一般立委最常見的喝酒應酬，他都是能推就推，相較於其他立委的八面玲瓏，他不善於拉關係，結人脈。他勤於問政，同時在百忙當中，仍在台大、交大學兼課，不時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還經常出席國內外的學術會議，就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工作，後來國會論政的生涯告一段落後，他很快又回到學術界。
大哥得病，知道終將不起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小女兒魏琳，他在遺言中寫著：「惟憐小女，頓減依持，偏賴吾妻，繼續呵抑……」我這個做弟弟的，很能體會大哥的懸念。
姪女琳琳是大哥的第二個女兒，她由於先天遺傳的疾病，從小就行動不便，離不開輪椅，但是大哥始終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鼓勵她全力發展她自己的潛能，而琳琳也沒有辜負大哥大嫂對她的期望，意志力非常堅強，她克服了身體上的障礙，從小學一直到唸台大，功課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後來她以第一名自台大歷史系畢業，還得到斐陶斐獎，然後就到「前瞻基金會」工作。在基金會裡，無論是會務的推動，研究計畫的執行，中英文論文的打字、排版、繪圖，乃至上網搜集資料，琳琳都是大哥的得力助手。
女兒賡續推動志業
大哥去世後，「前瞻基金會」決定繼續運作，以魏琳堅強獨立的個性，相信她一定能在基金會愛護她的長輩領導下，將大哥這項志業賡續推動下去。
我們家三兄弟，魏鏞是老大，老二魏枏，我是老么。小時候，大哥常督導兩個弟弟的功課，三兄弟也常玩在一起，像放風箏、釣魚、游泳等。三兄弟有時也會吵架，甚至動手推打，但是長大以後，感情非常好，大哥和二哥在美留學時，曾經一起唸書，一起打工，有時一件毛衣常互換著穿，同學都很羡慕他們手足情深。
近三十年來，我和大哥相處時間較多，從當年他自美回國服務，一路從政、教書、任立委，到回歸學術界，我一直都和他在一起，雖然我從事新聞工作也很忙碌，但是我們兩家住得很近，開車只有五分鐘，兩兄弟不僅經常見面，而且也常通電話。由於我們兩人身材、臉型和聲音都有些相似，所以認識我們的朋友都說：「你們兄弟兩人長得好像。」在他轉到世新大學任教以前，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學校教書，但還是常有學生在公眾場所把魏老師給認錯了，成為我們兄弟和親友茶餘飯後的趣譚。
大哥生病以後，我和他接觸的時間更多，我總希望能為他多做點事，但是病情的日見惡化，用盡一切醫療方法也擋不住，眼看他的生命受到病魔的侵蝕，身體健康一點一點在流失，做弟弟的心急如焚，卻也無能為力，二哥也多次請假回國看他，同時為大哥打聽、聯繫美國最新上市的化療藥品，大哥在言談間常感謝兩個弟弟為他做的事，多年來三兄弟都沒像這段期間這樣緊密親近，相互感受到手足之間的關切和親情。
今年農曆春節，三兄弟和家人相聚在大哥家裡吃年夜飯，他因為腳部水腫，行動已有些不便，但是他仍勉力在飯前祭祖時行跪拜禮，同時提醒二哥和我要記得祭祖時上香、獻酒、放鞭炮等儀式，我知道他用心良苦，他是家中長子，他要把父親當年教給他那套祭祖的規距，傳給二哥和我。
今年二月中旬，大哥住進台大醫院，病情已相當嚴重，但是他仍惦記著他答應要為「天下文化」寫的書──「政治行為的十二堂課」，這本書他才完成了前三章，但疾病的折磨，使他再也無力完成後續的篇章，這是他去世前的一大遺憾，其實，他還有好多計畫中要做的事都無法完成了。
感謝「天下文化」的高希均先生將這三章文稿加上原定要寫的目錄大綱和魏鏞大事年表，編印成「魏鏞教授的最後三堂課」這本書，正式出版發行，還寫了一篇感人的序言，實可告慰大哥在天之靈。
雁行折翼，無限哀痛，我以有這樣一位哥哥為榮。
（原載於《傳記文學》民國93年5月第504期，頁5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