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材
魏鏞學長係政治大學在台灣復校後首屆畢業生，在外交系時，因屆別差距過大，始終緣慳一面。俟我返國開國建會，參加政治外交組分組研究會，始初次與魏學長討論外交問題，他之政治見解與我之法律見解雷同。美國「中國通」鮑大可[1]（A. Doak Barnett, 1921-1999）應邀前來台北訪問，時我執教並任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那時魏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宴請鮑大可，邀我作陪，只請幾位，他很講究體制，注重細節，務求完善，飯後我們討論區域形勢和周邊環境、共同關注的外交問題、中美台關係之變化和改善，深入交換意見。魏頗自負，令人感覺有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概。嗣後他擔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主任時，即聘我擔任外交講座，旋又請我擔任研究班輔導委員。在他創立「前瞻政策研究中心」(Vanguar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後，亦三番兩次邀我擔任引言人，參加座談[2]；召開大型兩岸關係國際會議，又邀我撰寫會議論文[3]。我們曾分道前往美國參加「倫敦國際戰略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4]年會。一九九七年，他任「中美文經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理事長，時我任理事；翌年，他連任，請我做秘書長，不論邀請、接待或宴請外賓，他必親自審定請柬、菜單，察看現場，安排座次，一切準備妥善，務求完美，無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在教大學，表面看來似乎環境單純，實質政治介入學術，暗潮洶湧。有一陣子，令我深感師嚴生少，朽木難雕，擬乘筏桴海，重作馮婦。他為我寫了一封強而有力之推薦函，雖求職得尋，惟仔細思量，終於打消念頭。
學長以國士禮我，愧無以報，聊誌往事，答謝尊重，如水朋交，珍貴友誼，歷歷在目，思之淒耿。
人生橫逆何為乎屢招？以忠黨愛國自許，對國家民族立場堅定。一生治學做事，認真爽直，全力以赴，從不懈怠。在學術理論上，有創見；在行政和黨務上，有興革；乃至國會立法等不同領域中，皆有績效。他講求經世致用，議論博通今古，嘗憂心國家亂象，撰文針砭時弊，並於國民黨重要會議中，屢次仗義執言，痛批乖謬，轉因之為累。
生平與學經歷
魏鏞（一九三六－二○○四），字震宇，湖北省黃岡縣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生。自幼聰穎，勤敏好學，童年在四川鄉間度過，後隨父母親來台。先後畢業於建國高中、政治大學外交系。其為政治大學在台灣復校後首屆，亦即第十九屆畢業生。旋考取外交官領事人員特種考試資格，任外交部條約司科員。一九六二年赴美國留學，獲奧瑞岡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政治學博士。
魏鏞在美國任教多年，任內華達大學政治系講師、助教授；曼菲斯州立大學政治副教授、教授兼政治系研究部主席及亞洲研究委員會主席；密西根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布魯金斯研究訪問學者；政治大學政治系國家客座副教授、兼任教授。一九七四年獲選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一九九九至二○○○年獲邀擔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客座研究員」。
一九七二年膺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七年為美國艾森豪基金會中華民國獲獎人，一九八七年獲頒行政院服務獎章，一九九一年獲得北美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兩度獲得光華獎章，二○○○年獲得行政院研考一等獎章。
一九七五年，應行政院長蔣經國之邀，回國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及台大政治系兼任教授。後來一九七六年至八八年，出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歷經蔣經國、孫運璿、俞國華三任院長，在任內吸收美國行政考核制度進行革新，將行政計畫觀念轉化為各級機關之具體施政計畫作業模式，並建立行政機關管制考核制度，推動行政作業電腦化，發展「政府出版品制度」，引進社會科學民意調查方式進行國情調查，規劃並執行社會科學人才培育方案，對我國行政現代化卓有建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斷交，行政院院長孫運璿指派為我方代表之一，參與中美關係談判，提出建言，對日後「台灣關係法」之制定及中美關係之穩定發展，貢獻良多。
一九八八年，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主任，前後培訓國民黨菁英五千兩百餘人，同時推動革實院業務電腦化與政策研究工作，著有績效。一九九○年辭卸黨職，返回學術界，轉任交通大學教授兼共同科主任，規劃該校人文社會學院並成立傳播科技研究所。
秉書生報國之初衷，於一九九一年二月成立「前瞻文教基金會」。十餘年來，召開多次有關兩岸與國際關係之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並因應時事發展，選定議題，即時邀請各黨各派專家學者及民意代表舉辦「前瞻論壇」，以立場公正客觀，樹立良好口碑。
一九九二年，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並擔任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在立委任期內全力推動全民健保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工作平等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與各項社會福利法案。
一九九五年重返交通大學兼任教授，並繼續在台灣大學政治系授課。曾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中國國際法學會」監事、一九九七年當選「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對中美文化交流貢獻卓著。二○○二年自交通大學退休，轉教世新大學，並在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擔任講座。
學術創見與成就
研究是指學者為對某一特定人類知識，探索求得確實的答案，所做的閱讀、觀察、分析歸納和反覆思考過程。學者的存在，他的著述是他不朽的證據。
魏學長學有專長，能以致用，關於人才之更迭及新陳代謝，他發覺「先進國家人才之消長如摩天輪式之旋轉，由下而上；發展中國家人才之消長如走馬燈式之旋轉，左右換位。」他學術創見與成就，舉其大者約有下列數端：
一、融匯貫通社會科學各科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在群體當中互動行為的科學。魏學長畢生投注之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包括公共政策、政治行為、政黨政治、國際政治、兩岸關係等。他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間寫的「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5]，融匯貫通社會科學各科，體大思精，學科通明，自有其一定的分量。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細釋茲篇，目的乃在促請學者的注意。
從討論社會科學的性質、研究對象、發展經過、社會科學的分類及各科的內涵、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到分析社會科學與現代科學的關係。他指出傳統性國際關係的研究建立在外交史、國際法以及國際組織三個項目之中。就專注外交史的學者而言，研究國際關係便是研究國與國間交往的歷史；就專治國際法的學者而言，國際關係之研究當以國際法為依歸，由此而探討國與國之間規範性的關係；就專修國際組織之專家學者而論，研究國際關係當以國與國之間交往之具體結構，即從國際組織之分析著手。並指出現代的行為學派，把國際關係看成是一種研究國與國之間互動的一種行為科學。
總結時，他陳述兩點意見：第一、社會科學各科之中，也有種種意見不同的學派和理論，欲求對各種社會科學獲得更進一步的了解，仍須再研讀各科學者的專著。第二、社會科學是一門日新月異、急速發展的新科學，我們必須不斷的吸收新知識，接受新觀念，方能保持對這門科學的高度認識與瞭解。他認為做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延綿的國家，我們實該因應這種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趨勢，而全力推動有關這門科學的研究，使我們在未來世界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能佔一席之地。
二、首創「多體制國家」理論
自一九七○年代起，他在美國執教時，便陸續在著名國際政治學國際關係及國際法期刊發表專論多篇，廣為學者援引與討論。從一九七六年起，他便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及研討會上，提出極具分量之論文。
魏鏞首創「多體制國家」(Multi-System Nations)理論[6]，主張一國由兩個以上或多種不同之政治體制所組成，試圖提出解決多體制國際法人地位之新概念：「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及「民族內國協」(Intra-national Commonwealth)。
在「分裂國家與國際法：政治現實與法律實踐」一文中，他以為解決多體制國家問題，國際法之創新必須包括以下六點[7]：
（一）國際法應是國際關係中之穩定而非不穩定的因素。
（二）國際法不應被用為達成那些使用武力所不足以達成之目標的工具。
（三）分裂國家的承認與代表不應是一零和博弈，亦即其他國家不應被迫承認分裂國家中的一個體制，並接受這依體制對全國領土的主張，包括那些其並未控制的部分。
（四）第三國應該承認分裂國家的所有體制，而不需要承認或否認他們對超越其有效控制下領土的主張。
（五）所有第三國都不應在分裂國家的統一問題上採取立場，既不促成亦不阻止分裂國家的不同部分，統一成為單一國。
（六）對分裂國家的多重承認原則，亦應擴及於分裂國家在聯合國及所有國際組織中的多重代表上。
緣以國家可按不同之標準作不同之分類，如按國家之結構情形，可分為「單一國」與「複合國」。「單一國」可再分為：「純粹單一國」與「聯合單一國」。「複合國」又可再分為：「君合國」、「政合國」與「聯邦國」。
「君合國」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國家共戴一君，內政各自獨立，對外關係合為一體，以共治者之名義進行活動；「政合國」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國家，依偶然之事實，聯合於一個君主之下，內政外交各不相連，各自保有獨立之國際人格；「君合國」與「政合國」都是國際法主體，而「君合國成員」、「政合國成員」則非國際法主體，例如歷史上之奧匈帝國及瑞典挪威王國；「聯邦國」是由兩個以上或多個聯邦成員組成之國家聯合，組織一個中央政府，對於各邦及其人民直接行使權力；「聯邦」是國際法主體，而「聯邦成員」則非國際法主體，例如美國。
他將承認問題與統一問題分開，認為是多體制國家理論之關鍵。認為多體制國家兩實體的統一問題，無論如何，應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並應依雙方人民之自由意願來決定。「多體制國家」理論，在台灣地區，沒有被政府採納成為政策，故缺乏政治力量為之推動；反之，卻為大陸所斟酌參採，變成「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8]。
三、提出「雙重承認」構想
魏鏞雖非專攻國際法者，但對國際法興趣濃厚，尤其對國際法上承認問題了解深入，曾提出「雙重承認」(Dual Recognition)[9]的構想，即第三國得同時對台海兩岸政府分別加以承認，是以主張多體制國家兩實體之國際人格，應各自在有效管轄之領土範圍內，為其他國家所承認。多體制國家兩實體在國際組織中，亦應享有平等的代表權。他解釋多體制國家對雙重承認的態度是「容忍」而非「接受」，他的主張，一度引起國內外廣泛討論，對中華民國政府之外交政策及大陸政策之形成，即我國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孰輕孰重有所影響。無奈我政府對此建議採納過遲，俟與世界重要國家均無正式外交關係之後始予推行，又遭中國強烈反對，終未成功。
四、撰寫「科學、人才、與現代化」
他係少數學優而仕，仕退而學者，其在社會科學及菁英理論及兩岸關係等領域之研究成果，悉為海內外學術界所肯定，對台灣地區之行為科學、公共政策研究及實際政治運作亦產生影響。一九八○年他以累積的實務經驗撰寫「科學、人才、與現代化」一書[10]。
五、未完成的政治行為的分析
他擬撰寫之世新大學講義－－「政治行為的十二堂課」。包括：（1）為何會有那麼多人追求權力？政治現象之行為面觀察。（2）政治現象行為分析法：理論與方法。（3）信仰、意識型態與政治行為：政治文化對行為之影響。（4）人、神、妖：政治行為之潛意識與「基本需要」理論分析。（5）p}d}r=P：挫折之政治心靈及其行為之解析。（6）政治暴力：暴亂、革命及口頭暨肢體暴力之心理及社會因子。（7）有與無之政治：生活條件對政治行為之影響。（8）技術之可移轉性：從政抉擇之社會經濟分析。（9）領袖與群眾：從菁英與群眾互動看政治發展過程。（10）社會流動與政治行為：留學、移民與全球化，對政治行為及發展之影響。（11）政治參與及投票行為：制度化競爭的行為分析。（12）動員、衝突及轉型：台灣地區政治發展的行為層面剖析。可惜只完成三講[11]，分別為：（1）人類為何追求權力？討論何謂權力以及人類為何熱衷追求權力，這樣特殊人格，在社會中是多是少？而從哲學、制度、歷史、行為四項研究方法，探討之。（2）父與子之權力衝突：從中外歷史可以窺知，權貴家庭充滿不信任與猜疑，其中尤以父子關係之權力衝突最為嚴重。雙方對立有時並不明顯，而是在互相猜疑中進行，等到不信任程度升高到一定階段，便一發不可收拾。（3）病態心理學與政治行為：美國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繼承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病態心理學，深入挖掘政治人物之內心世界，闢出一條完全不同之研究途徑。研究發現，政治人物不但不偉大，還可能是一群有極大私人挫折甚至心理疾病之人。
從政與做學問
不論從政或做學問要有績效，兩者都得認真地工作。但從政與做學問不大相同：第一，從政，有終南捷徑，蒙長官青睞得以倖進；治學，要實事求是，無捷徑，無法速成，也不能投機取巧。第二，從政，權勢大、好處多，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治學，要長期坐冷板凳，奈得住寂寞淒清。第三，從政，操諸在人，所謂趙孟能貴亦能賤之；治學，操諸在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必俯仰由人。
說實在，魏學長見識過人，有理想，有抱負，也有能力，但未為大用。苟能天假以年，專注於學術鑽研或領導學術研究，成就必更大，可惜晚期未能集中精力將平生積學筆之於書，卻把太多精力耗費於無實質意義之競選活動上。他的才識學養足以著典籍，美志未遂，沒有寫畢這本「政治行為的十二堂課」，不僅是他個人的損失，也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寒冬有盡春無盡，落了雪花見春花。魏學長多才藝，於教學研究之餘，喜練書法及繪畫，書法一筆不苟，端整如其人；描繪駿馬、蝦與黑面琵鷺圖，融合國畫與西畫技巧，栩栩如生。
人生如寄，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於後世者，耑賴遺文傳世耳。嗚呼學長！何死不逢時耶？生何碌碌，功在黨國；死何寂寂，國家無言。仗義守志，朝廷弗愍，使者弗弔，褒揚弗有，偘公不義，天道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