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4.19 中國時報 11版

台灣在廿一世紀的戰略選擇

魏　鏞

　　這次美「中」飛機擦撞事件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東南諸國包括台灣在內的高度關切，其原因乃在大家都看出一點，那就是：這不是一件單純的兩國軍用飛機偶然性的意外，相反地，這是一個既存的全球性強權與一個區域性大國相互較勁的一環，其未來發展將深深影響到亞太地區以致全球的和平與安危。

　　未來除非美國改變其在中國大陸經濟海域（二百海里）之內的飛航偵察作業，否則將來的磨擦及事件還會繼續發生，因此兩國如何在未來談判中，獲致彼此可以接受的危機處理及互動規則，實為降低未來衝突的要圖。

　　但是無論美國與中共的戰略專家及學者都幾乎不約而同的把對方設在廿一世紀的論爭者，以美國而言，前國防部長培理與哈佛大學教授卡特年前合著的「防衛性的國防」一書中，就明白地把中共與蘇俄列為美國在廿一世紀第一順位的假想敵。而由於俄國經濟尚未振興，內政也有許多問題，所以中共對美國的潛在威脅尚在俄國之上。

　　儘管美國外交及戰略界的主流人士，並未接受所謂「藍隊」智庫人士把中共視為美國必將在本世紀中對抗甚至攤牌的對手的看法，但是他們也無法否認中共是美國要面對的一個亞太地區以致全世界的一個新興強國的事實。這就是布希總統把所謂「建設性夥伴關係」改為「競爭性關係」的主要原因。

　　這次美「中」軍機相撞，進一步突顯了這種競爭性關係的軍事層面，短期內可能會助長美國戰略思想界的冷戰思維，但是美國與中共在廿一世紀中的關係，究竟與美蘇在廿世紀的嚴重對抗有實質性的不同。以軍事關係而言，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幾乎是在持續地核戰陰影下作陣線分明的全球性軍事對峙，而目前美國與中共雖有軍事較勁升高的態勢，但是除台海情勢之外，兩國直接軍事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太高，況且美國軍艦尚可進入大陸作友好訪問，軍事人員互訪交流亦頗頻繁，這是冷戰時期美蘇關係中少見的。

　　目前美「中」關係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經貿文化的密切與制度差異的降低。在冷戰時期，美蘇經貿文化關係微不足道，而兩國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如今美「中」兩國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且是中共最大出超地區及外匯來源，正因如此，美國在處理對中共政策時，也會考量到對中國大陸內部，甚至領導階層的穩定性的影響。而中共在處理對美軍事關係時，也會考慮到美國在兩國經貿關係及國內輿論的反應。

　　由此看來，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套一句共黨的術語，就是「既聯合、又鬥爭」的辯證關係。不過近年來由於蘇聯的崩潰、東歐的民主化、及日本經濟的停滯，美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強，由此而在美國國際關係及戰略思想界中興起一種筆者名之為「結構性霸權」的策略構想，懷有此種結構性霸權的美國專家學者其主要出發點在於如何維持及延續美國目前的惟一超強地位，防制任何國家或集團挑戰美國當前的優越軍事強權地位，於是發展區域飛彈防禦體系（ＴＭＤ）、全國飛彈防禦體系（ＮＭＤ）、擴大北約組織，加強與日本的聯盟關係，隨時干預及涉入區域性的軍事衝突，便成為美國國防及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美國這種結構性超強思維及作法，不僅引起中共及俄國的強烈反彈，而且連其在歐洲及東亞的盟友也有保留的意見。東亞的南韓即明確表示不參加區域飛彈防禦體系。西歐國家對美國發展全國飛彈防禦體系也頗有微辭，最近對布希驅逐俄國外交官、轟炸伊拉克，拒絕簽署京都公約，更是不以為然。

　　面對美國這種權力膨脹的趨勢，中共也採取了一連串的因應措施，除了加強與俄國的軍事關係，增加對俄軍事採購外，北京也與中亞各國簽訂了一系列的友好條約，透過歐亞會議增進與歐洲國家之關係，又透過十加三會議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連繫，此外更積極參與南北韓和解過程，提升其影響朝鮮半島未來發展的角色與地位。

　　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中共透過開發大西北，逐步推動「歐亞大陸橋」的戰略構想，如果兩韓關係在中共助力下能夠改善，雙方鐵絡能接軌，則只須有限度的工程技術，便可打通三條橫貫歐亞大陸的鐵道，北路可由釜山經西伯利亞直達巴黎及倫敦，中路由上海、烏魯木齊、中亞、伊斯坦堡至巴黎。南路由新加坡、曼谷、仰光、新德里、德黑蘭至西歐。這種以美國戰略專家麥金德的世界島為核心的戰略思維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打通歐亞大陸主要貫線的經貿戰略構想，已經引起相關國家的興趣。這個新興的陸權架構、與未來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及大陸邊沿國家聯盟結構的互動關係，深值吾人注意並作前矚性的評估。

　　從近十年來我國的對外關係與戰略佈局觀察，我方似乎有意無意地採用了一種「海洋策略」，那就是，把我國定位為一個與中國大陸對抗的海島國家，因此基本的策略便是一面倒的加強與美國的軍事關係，甚至希望能夠恢復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包括日本以至東南亞國家的軍事或準軍事聯盟，來共同對抗一個不斷上升中的中共。這種策略會邏輯的發展便是大量軍購、加入聯合國、南向政策，最後導致台海軍事衝突的危機。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當局必須認識的是：美國最終不是一個願意冒核子戰爭危機而不計後果保護台灣的強國，而中國大陸也不是一個在軍事對峙之外，與台灣毫無經貿及文化交流利益的對手。從各種趨勢看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依存度將不斷上升，因此如何處理一個在國防武器供應上及台灣安全上必須仰仗的世界性超強－美國，及一個國力不斷上升而與我方經貿關係不斷增進的區域性強國－中共的關係，需要台北擺脫純意識型態的思維，而要採取美國戰略界流行的「新現實主義」的新分析模式，冷靜地剖析客觀情勢並切實掌握吾人的基本利益，才能在廿一世紀已漸成型的海權與陸權兩大勢力的對抗中，找出我們的因應之道。

　（作者為交通大學教授，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正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