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暴力的宏觀分析
魏 鏞
立法院內的暴力行為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廣泛報導。如何遏止未來立法院內的暴力，已成為全國上下關切的問題，而立法院院會也已決定將日前立院內的暴力事件，送交該院紀律委員會處理。
到底為什麼暴力事件在我國立法院一再出現？立院暴力與政治生態環境有什麼關係？立法院內的暴力可以分為那幾種類型？未來如何可以減少暴力事件在立法院持續發生？這便是筆者願在本文探討的問題。
首先筆者要指出的是，國會中暴力事件的發生，與一國民主政治的進程有密切關係，大凡一國在民主政治發展的初期，國會議員對於議會政治尚在適應和學步的階段，國會議員間的暴力相向便在所難免。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筆者奉派到英國考察議會及政黨政治，作為政府推動民主改革的參考。當筆者參觀英國國會議事大廳時，陪同的英國國會工作人員便告以英國國會議長左右兩側議席間的距離，是以英國推動議會政治初期，當時兩邊議員抽出最長的劍還彼此碰不到的間隔決定，可見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在在推動議會政治初期也避免不了國會議員間用武的。
以亞洲國家而言，二次大戰後在麥帥協助制定下的新憲法下運作的日本國會在一九五○及六○年代便常常發生議員間的打架衝突，甚至還有人因此受傷，到了一九七○年代及八○年代，南韓議員間的打群架也十分有名，甚至導致執政及在野黨均各自進用一些會空手道的國會議員來因應國會中常常發生的暴力情勢。到了九○年代，隨著新增及改選的議員進入台灣各級議會，我們國會中的暴力事件也就舉世知名。
以立法院中的暴力事件而言，有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偶發事件，但更深一點去觀察，便會發現是其來有自。整體來說，立法院中的暴力，以實質上的內涵而言，基本上可分為表演性的暴力與打擊性的暴力兩種。表演性的暴力，也可稱之為儀式性的暴力，其目的在表達個別立委或政黨的立場，因而採取潑茶水、丟議事錄或預算書，甚至推動議事講台以至徒手推擠對方，其目的在於構成對對方權威及身分地位的挑戰，杯葛議事程序，如因此帶來媒體的廣泛報導，那這種所謂肢體動作就算「得手」了。
如其不然，捲入所謂肢體衝突的委員或委員群，動了真的肝火，雙方真的為「教訓」對方而打傷對方或自己被打受傷，而媒體還居然沒有報導的話，那就會被久經戰陣深得立院內衝突箇中奧妙的委員們認為是「失手」了。
在以上這種立院次文化的浸濡下，立法院內的暴力行為或肢體衝突，幾乎是家常便飯，只要是看到院會或委員會的主席準備包裏表決，執政黨孔武有力的立委走上主席台，站在主席左右護駕，而在野黨的「有力」人士開始向議場前方移動，就知道一場朝野肢體衝突不久就要上場了。
除了上面儀式性與真正傷害性的立院暴力分類化，立院內部肢體衝突還可依其性質分為「意識型態的暴力」、「族群取向的暴力」和「利益衝突的暴力」三大類。以意識型態的暴力而言，不同立場的立委因為基於各自意識的信仰，因而把對方看成是「人民公敵」、「萬年國會」、「老賊」、「叛徒」，在這種意識型態驅使下，施暴立委不僅不再視遭受暴力的立委為同事，而且已化為要去掉、要打擊的一個符號。如此對其用武便不致有任何顧忌。
至於族群性的暴力，在老立委尚在立法院晚期時的處境看得最清楚。那時在野立委對資深國代和立委動手，可說是毫不因為對方年長而心軟，因為對方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已經化為一個要去掉和打擊的符號。
最後說到「利益衝突性的暴力」，這種暴力一般來說，要比前兩種立院暴力來得溫和，其目的在使用一定程度的肢體動作，來促進與自己利益一致的法案的通過，或杯葛與自己利害不一致的法案的通過或表決。
以暴力使用的嚴重而言，意識型態及族群取向的暴力，往往會一發而不可收拾，而利益衝突性的所謂暴力，每每僅限於一種表態，達到了宣示的目的便自然煞車。由這個角度看來，週三在立院中發生的暴力，應該算是「失手」了。
以筆者實際的親身體驗，立院暴力的興起與延續，實與立法院本身的鄉愿態度有極大的關係，從立院會議主席極力避免用警察權維持秩序，到紀律委員會形同虛設，進而不少立委基本排斥採用司法手段來解決立法暴力，都是立法院暴力持續不絕的重要原因。
對於如何減少立院暴力，筆者的建議是：發揮立院委員自律功能，積極處理立院內的違紀違法行為；凡是受到暴力攻擊的委員，應毫不猶豫的採取司法救濟及行動；此外輿論界及學術界，也應以嚴正的立場和深入的研究，找出國會暴力的真正根源，促使一般民眾了解國會暴力的真相，大家同心合力來防制同樣現象的再度發生，如此才能洗刷我國國會暴力的污名。
（作者為交通大學教授，前瞻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附：本文精簡版發表於 中國時報 ( 九十年三月卅一日 十五版 ) ，此為原作之完整版。